有光作业室出品的《大多数》，是2022年最受注目的国产游戏之一。11月17日，该游戏在蒸汽渠道（steam）上出售，次日遽然下架，只能通过电商渠道购买激活码下载。游戏受重视的原因大约可被归为一条，即它的实践主义倾向，特别“身负债款”这一现在仅有可玩的剧本形式，以中下阶级叙事引起了玩家的共情。
近几年，实践主义游戏在我国——虽然什么是实践主义游戏仍待商讨——叫好也叫座，但环绕《大多数》的不光是赞誉，也有批判。本文拟放置争议，回到游戏自身，在沉溺式的游戏体会与自反式的游戏考虑之间探究名为“日记体”的游戏批判试验。“日记体”的提出，首要根据两点考虑。一是，探究一种适应游戏自身叙事格局的游戏批判办法论；二是，回应实践主义游戏的写实结构，在人物（下文中带引号的“我”）的故事实践与玩家（下文中不带引号的我）的心思实践既堆叠又割裂的联络中，完结游戏内容批判、玩家自我批判以及文明政治批判的三重使命。
不过，“日记体”的游戏批判不新鲜，已有国内游戏爱好者就同是“计天数”格局的日本游戏《主播女孩重度依托》（NEEDY GIRL OVERDOSE）做过相似测验，本文仅仅安身前人根底，期望做进一步延伸。这种延伸是否妥当，还须各方家批判。
不免本文被误读，须先指明，《大多数》是一款优异的实践主义游戏，抛开非游戏的要素不谈，有光作业室的文艺化测验或许代表着我国游戏业在我国游戏史第五个十年的发展方向。
第1天（开端）
“我”坐在大巴车内，手机里遽然传来“无典当借款”的逼债信息。赌鬼老爸在欠下10000元债款后人间蒸发，放债人用妹妹要挟“我”还钱。“我”有一个月时刻在城里打工筹钱，但每天要多还100元利息。
附记：今日找到了工地搬砖的作业。包工头杨富有结款时扣“我”30元钱，还伙同其他人打“我”。
“我”对作业训练组织的李雨然形象深入。
欠债的父亲、患病的母亲、心爱的妹妹、破碎的家庭，这是一个为了看护妹妹，哥哥只身前往生疏城市打零工还账的感人故事。承当职责的哥哥，在父亲的形象割裂之际，代替父亲维系了父权的标志次序，而兄妹之间的同舟共济，也避免了岌岌可危的家庭终究土崩瓦解。显着，这样的叙事起头回应了“成为父亲”这一东亚游戏语境里的一般主题。
第2天（好意）
旅馆大妈人不错。见“我”初来乍到，再次给“我”减免20元房费。她猜到“我”昨日被打的作业，教训“我”“来这儿作业，仍是随时要当心，要受得了冤枉”。我不真的这么以为，却仍挑选了答复“我懂，没事的，小作业”。
正午，借给工长曹工8元钱买饭，因而和他相识。曹工奉告我，今后来工地干活，报他姓名，能够省下中介费。
我国是一个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里，外地人要受得了冤枉、熟人才好就事等社会认识不只体现在旅馆大妈对“我”的指点、曹工对“我”的照顾上，更体现在我对这套社会认识的谙熟与承受上。我在与大妈的谈话中挑选“我懂，没事的，小作业”，其实是一种排难解纷、向实践退让的情绪。由于我供认社会实践无法被撼动，所以只好忍耐耻辱。不过，“实践”真的无法撼动吗？这并不取决于“实践”自身，而取决于咱们是否信任“实践无法撼动”这一社会认识形状。第3天（惊险）
差点被工地掉下的砖头砸死。曹工叫我买的安全帽救了“我”一命。可安全帽为什么要自己买？
《大多数》仅将搬砖作业中的意外事故处理为数值化的游戏作业，例如仅仅让安全帽耐久度的数值减损50%，而非将意外事故当作杂乱的社会问题予以提出，比如进一步评论修建工的施作业业环境、工伤赔付处理机制等，这弱化了游戏的实践主义含义。实践主义游戏的特别困难在于，需时刻警觉游戏性实践与社会性实践之间不经意的割裂情况及其结果。第4天（保安）
中介阿姨给我介绍了保安作业，并抽了30元提成。为干这份作业，我买了新皮鞋（能够进步20%的根底薪酬）和旧衣服。
接到新的作业，我的游戏体会变新鲜了，压抑感显着削减，乃至觉得打零工有些意思。这显着“出戏”了，由于“我”的生计压力并未由于新的作业而有一点点减轻。这或许是我与“我”之间永久的裂隙，这条裂隙构成实践主义游戏内涵的难题。第5天（逝世）
今日是逝世笔记。搬完一天砖，“我”在去百货商店的路上，被疾驰而来的轿车撞死。
“逝世”是游戏研讨的重要主题。在《大多数》中，人物“逝世”后就要从一天的清晨重玩游戏。这意味着，由于重复玩的游戏内容较多，我会体会到逝世赏罚的实在性——单调感。第6天（公正）
曹工听完我第一天被打和扣钱的过后，领着我讨回了公正。
那么，“我”应该感谢工长曹工吗？这是《大多数》未评论的问题。曹工帮“我”讨回公正，理应感谢他。但值得诘问的是，曹工手中的权利与杨富有的嚣张是否构成了合谋联络？质言之，不行视的权利往往以仁慈的肉身为盾牌，阻挠“咱们”知道本相——支撑杨富有胡作非为的，或许正是有正义感的曹工手中所握的权利。第7天（要挟）
晚上接到了高利贷的催款电话，他们又用妹妹要挟“我”。
家里如同发生了什么，妹妹说下周二来城里找我。“我”很忧虑妹妹。
欠债还钱，当然不移至理，但曩昔十年，随同小额借款在我国遍地开花，民众面对的是在有时分其经济利益被过火维护的债权人，以及游走于法令边际乃至某些时分对错勾通的催债团伙。不少人被逼离乡背井，另谋出路。与其对深陷债款的人们“斩草除根”，不如反思何谓“债款正义”。第8天（上网）
下班去了网吧上网。网管不错，上网也廉价。
第9天（训练）清晨接到心仪的李雨然（见第1天）的电话。她奉告“我”现在能够报名公益性的作业训练课程了。“我”有些心动，又有些无法。
附记：全部区域都解封了。听早间新闻说，如同咱们赢得了某场看不见的战争的成功:）
参加作业训练，取得才有所长，或许是“我”脱节现状的仅有途径。但问题在于，身陷生计、家庭与社会三重窘境的“我”，须尽力赚钱还账，没有剩余时刻自我提高。《大多数》在这儿提出了一个如同无解的问题：许多时分，不是咱们认识不到改动，也不是咱们不尽力改动，更不是咱们缺少改动的关键，而是面对多重实践的围困，全部改动的时机都如同水月镜像，难以被掌握。
第10天（重逢）
妹妹来到了城里。见到她，“我”很快乐，但听妹妹说妈妈在给她安排婚事，这不是卖儿鬻女吗！气愤归气愤，“我”赶忙联络妹妹的班主任，请她帮妹妹重返校园。妹妹的终身不能由于高利贷毁了，更不能由于没出息的“我”毁了。
附记妹妹下车后刻不容缓奔到“我”怀里那一幕，让我感动。
第11天（租房）
为了妹妹住得安稳，“我”将这些天挣得的全部钱拿去租了间房。
附记：今日双11，库房急招分拣员，中介阿姨告知我去上工。
来到生疏的城市营生，最扎手的问题或许便是怎样过夜。《大多数》在剧情的三分之一处，总算解锁了租房功用，这使得我的心里结壮起来。虽然房子是租来的，但“我”总算有了牢靠的落脚处，这也让“我”拾起了对未来的期望。实践主义游戏在实践描写方面的独特处在于，玩家可与主角共情，具身感知故事中的实践。
第12天（送别）
一大早将妹妹送上了回去读书的大巴。期望妹妹好好读书，不要耽误了未来。
附记晚上，宋教师来电，奉告妹妹在校园宿舍安顿下来了。妹妹的成果很好，有时机考上好大学。
兄妹叙事是“身负债款”剧情的主线。一方面，哥哥为了妹妹的未来而喫苦，另一方面，妹妹反而成了哥哥在窘境中的安慰与寄予。环顾游戏史，这样的故事相对罕见，在某种含义上体现出国产游戏的立异处。
第13天（联络）
偶然发现给“我”作业时机的库房老板是第一天打伤“我”的包工头的弟弟。不过，这弟弟和他哥哥不相同。
《大多数》在此触发了一个社会问题。事实上，何止作为上层修建的政治联络错综杂乱，日常日子中的商业联络在很大程度上也依托传统血缘联络之作业。外地打工人，不只面对显着的个人生计压力，更遭受着不行见的本地次序。所幸库房老板杨荣华和他哥哥包工头杨富有不是一路人，不然“我”又要吃亏。第14天（大件）
起床就去书店给妹妹买了辅导书寄去。接着去杨老板那接了大件转移的活。真的很累！但一想到妹妹，就不感觉苦了。
附记路过作业训练班时，趁便报了电焊工训练。不过大约没时刻去上课吧。
第15天（麻将）
今日老城区也解锁了。“我”跑去麻将馆开房间打20元的“大麻将”。想了一下，每天赢600元，月底就能还清债款。
附记在旅行社碰到李雨然，把雨伞借给了她。去电子城修好手机后，加了她的畅聊。莫名高兴。
打麻将构成对立游戏系统的“反玩”（conuter-play）。只需每天重复读档赢够600元，“我”从此就不用为还钱而忧虑，这在某种含义上逃离了游戏对我的操控，原本压抑的游戏体会也变得轻松许多。我有时刻与心境探究游戏中的其他场景了。
第16天（高考）
妹妹发来音讯，奉告“我”不想参加高考了。膏火很贵，家里的作业不能让“我”一个人扛。“我”不同意。但也堕入了苍茫。
读书还能改动命运否？就连高校青年教师在经济日子方面也有堕入“社会底层”之虞的今日，哥哥的疑问是正确的。不过除了读书一途，“大多数”人似又无更好的未来挑选。于妹妹而言，读书或许无法真的替她完成阶级活动，但不读书必定（在一段时期内）跟高中未结业的“我”相同实在地堕入中下阶级窘境。在此含义上，读书与否不应是个人的疑问，而是一个社会性的议题。第17天（禁赌）
由于打麻将，被抓进了派出所。
赌钱当然冒犯法令，但至少在我国西部地区——有光作业室就在西部地区——的县城，主营棋牌麻将的茶坊实践上构成本地最重要的娱乐场所、民间经济与税收来历。“我”由于20元的麻将局被抓，这显着对错实践主义的桥段。换言之，游戏为照料法令实践，献身了对社会实践的评论。当然，如此规划，也有避免《大多数》被“反玩”为麻将游戏的作用。这就触及“操控”与“自在”这一游戏研讨的经典出题，以及游戏实践与社会实践的不合。第18天（实践）
翻开李雨然的朋友圈，“我”认识到自己和她是两个国际的人。仍是赶忙把钱还上吧。妹妹的未来才是我的斗争目标。至于个人夸姣，不重要。
单相思，最是苦，特别对方“近在咫尺”。“我”在此处深入地认识到与李雨然之间的阶级距离。两边个人条件、经济情况、社会地位等多重距离，让只身进城的“我”由于她的高不行攀，更觉孤单。“我”只好捻灭心中的萌发，一门心思打工还账、照料妹妹。这是一个有些无法却最简略感动“直男”们的情感故事——实践如斯，“我”不自怨自艾，反而更完全地认清了实践。第19天（摆摊）
在KTV门口摆摊，收入居然比打零工多得多。
“地摊经济”与社会日子之间的共荣联络不用赘述了。在以房地产为中心构建起的当代我国社会经济系统中，地摊经济作为边际经济，是被城市化进程驱逐至社会边际的人群得以营生的重要手法。不过《大多数》对地摊经济的处理，给人以消费社会底层的嫌疑：摆摊的净利润竟超越搬砖薪酬的两、三倍，这简略将游戏的实在玩家（有钱有闲的社会人群）引向摆摊还账，而非参加多样化的零作业业。这样的摆摊并未“实在”地再现中下阶级日子的不易，反而成为了我逃离乃至消费中下阶级日子的“玩法”。第20天（文凭）
中介阿姨打电话给我介绍作业。我没有高中文凭，去不了。
“我”连高中文凭都没有，这对“我”非常晦气。不过，文凭不只仅个人教育的问题，更是社会的问题。虽然人们对“文凭社会”褒贬不一，但就我国国情而言，讲文凭仍是保证社会底子公正的办法之一。何况在熟人社会，有一张牢靠的文凭，也能让生疏的招聘者定心。或许对“文凭社会”的指责与改造，更应着眼于怎样保证一般民众的受教育权。于“我”而言，还完债款后赶快参加作业技术训练，获取技术证书，才是脱节实践窘境的可行办法。第21天（技术）
点亮了第四级人生目标“出路无量”。
附记晚间收到了高利贷的音讯。对方遮遮掩掩，不明来意。
《大多数》中规划了“人生目标”这一可被视为主线流程的设定。“我”需求在不同阶段达到不同条件，以解锁这些“人生目标”。在解锁“人生目标”时，“我”的心态也会发生相应改变。如此设定与《文明》（Sid Meier's Civilization）等游戏中的“科技树”千篇一律，其间隐含着社会认识形状。《大多数》的平凡处在于，过于仿照实践，并未幻想一个不相同的未来。质言之，在游戏的“人生目标”设定里，不管“我”怎样斗争，都逃不过被商场化的社会干流认识形状收编的命运。
第22天（照顾）
中介阿姨又给“我”介绍作业。或许是出于怜惜吧，她说今后都不收“我”中介费了。世上仍是好人多。
人间自有冷暖。中介阿姨、曹工等作为详细的个人给了“我”极大的关怀与协助，“我”自是感谢。不过，“我”遭受的是结构性的社会窘境，偶然温暖的情面不足以助“我”走出底子的困局。“我”更需求的是一套合理且友善的社会保证机制。但是《大多数》并未处理这些议题。第23天（冲击）
早间新闻报道，公安机关开端严厉冲击高利贷。“我”如同有救了。
公权利总算出场。迟到比不到好。这让“我”对未来有了盼头，我也有了愈加明快的游戏体会。不过，这会不会仅仅一场“运动式”的专项整治举动？为何游戏里的“咱们”总是依托这样的专项整治举动才干看见前路的曙光？第24天（无题）
今日没有什么值得留下的。
第25天（大学）
晚上，妹妹发来音讯，奉告“我”乐意考大学。由于上大学不意味着必定会给我添加担负。
《大多数》是一款灰色基调的游戏。兄妹之间彼此想念，是游戏中不多见的光明处。这也是《大多数》留给玩家的期望：就算“咱们”现在面对着结构性的社会窘境，但只需青年人心中还充溢爱，未来就不会是一片漆黑，更不会走向宇野常宽所谓“决断主义”的“逃杀游戏”。第26天（无题）
今日也没有什么值得留下的。
第27天（厨工）
中介阿姨打电话来介绍厨房帮厨的作业。“我”如同把这城市里能打的零工简直都打了一遍。
《大多数》是一款底层叙事的游戏。但所谓底层，并不是指作业自身有凹凸贵贱之分，而是“我”作为外地人，在一个了解又生疏的城市里租住着他人的房子，举目无亲，背着债款，还担负着家人的未来。“我”被逼得没有退路，只能拖着疲倦的身躯爬行前行。至于出路若何，却不是我能计较的。第28天（一万）
今日总算赚够了还账的一万元。但“我”不能松懈，还差一些妹妹的膏火钱。
附记玩到这儿，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第29天（冲刺）
今日全力冲刺赚钱。
第30天（满意）还清了债款，也挣来了妹妹的膏火。总算能够给她一个夸姣的未来。
游戏完毕，拿到五星结局。“身负债款”这一剧本有点为德不卒、为德不卒的感觉。批判
《大多数》的出场剧本（“身负债款”）描写了一个没有文凭的青年，为还清父债、妹妹就学，只身来到生疏城市打零工的感人故事。整体而言，这是一款优异的实践主义游戏，它关怀的是中下阶级人群的日子情况，这在过往的我国游戏史中是不多见的。
不过，作为原本充溢无限或许的沙盒游戏，它在文艺表达上又有所短缺，乃至适当保存。与其以为它旨在复原中下阶级的日子情况，不如以为它实践大将中下阶级从其他社会阶级中完全抽离，发明了只要中下阶级图景的幻象。
例如，咱们在游戏中看不到公权利部分（除了用于保证经济日子次序而无法被扫除的公安机关）、公营企事业单位怎样参加乃至干与中下阶级的日子，更看不到“我”与这些组织及其作业人员的往来情况。换言之，《大多数》勾勒的是一个有缺点的沙盒国际，其间只要“同温层”之间横向的互动，缺少纵向的跨阶级叙事。这就减损了该游戏的说服力：咱们在游戏中只能看见外表的经济日子百态，看不到更杂乱的政治社会作业。在此含义上，我的“人生目标”才仅被寻求个人经济成功这套认识形状紧紧捆绑，由于走出社会窘境的计划非常简略，只需参加横向的商场竞争、依凭向上的个人斗争。
在当下的游戏出书环境中，这样的挑选当然有合理性。但关于一款实践主义游戏而言，这样的规划恰恰对错实践的：一款实践主义游戏假使只待在安全区内，乃至逃避真实的实践议题，那么这样的实践主义不只在内容上不完整，乃至可被以为是有认识地遮盖了应处理的实践问题。这其实意味着向实践退让，退让后的“实践主义游戏”只能算是实践体裁的游戏，而非实践主义的游戏。不过，在我国的游戏工业实践受限于方针、商场、创造自觉、文艺堆集、前言殊性等各方面约束，还无法如文学、影视、动漫等著作一般创造出具有深入社会问题认识的实践主义著作的初级阶段，《大多数》的测验仍是值得必定的。该游戏至少引起了玩家对中下阶级日子的重视，以及引发了有文艺志向的从业人员对游戏工业未来走向何方的反思。或许将会有更多的实践主义游戏因而面世。
以《大多数》为头绪，咱们今日所面对的难题其实是，怎样在批判认识领先于工业实践的现况下展开实践主义游戏的批判？或许“发明性误读”以促进文本价值增殖会是一个有用的计划——进入游戏文本的内部，点亮其间本应亮光却被平凡/游戏化地处理的问题点，使得这些问题从头进入公共评论的空间，并得到广泛且深入的评论。在此含义上，游戏批判也可被视为“反玩”的一种形状。
抱负的游戏批判，是与实践主义游戏构成一种共生联络，不只为后者供给更多的思维助益，也可在游戏创造者迫于方针与商场压力而不得不退让时，替之据守批判的方位，持续推进实践议题的公共评论。质言之，游戏批判不只仅是关于“玩物”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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